天法四十八年开始的天末改制运动,是李来亨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次改革,也是顺朝第一个百年中,最重要的一次官制改革运动。
天法四十八年朝廷颁布《官制改易筹备大纲》,终结了从隋代开始的六曹(部)制度,中枢部下的六政府机构由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工部(后改名农工商部)、邮传部,这九个部门取代并成为了后来内阁的雏形。
后来又查漏补缺地顺应组建大海军的需求,成立海军部。
参军院则被改制为军谘府,起初这一机构也是由陆军部管制,后来则因为军事需要而被独立出来。
此时的内阁并不像后来那样由平章军国重事领导,而仍然由政事堂的多位平章政事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管理。
这一时期,为了平息日本地区的持续性暴动,朝廷的官员职位,不再对出身地有任何要求。
不要说是出身于瀛洲各都督府辖区的百姓,就算是一直出身国外,且一直在海外受教育的人,也能够毫无阻碍地担任朝廷的全部公职。
一大批来自乐浪、瀛洲、昭南和青丘的海外属地士人,因此在天末改制以后,粉墨登场,挤进来了冠盖如云的开封朝堂。
他们各自在本地富商的大力捐献支持下,于开封采买土地,修建了风格各异的会馆,供海外士人聚会之用。
两鲜会馆(即指乐浪和熊津两个朝鲜辖区)、瀛洲会馆、南洋会馆、青丘会馆……
这些建筑风格迥异于内地的堂皇会馆,作为新文化的载体和宣传中心,也为开封的市井文化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
开封是一座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但实际上到顺初的时候,经过几百年的衰退和明末以来多年战争的破坏,它的人口已经不能算作大都会之列,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已经明显落后于江南地区的诸多都会城市。
开封虽然位在中原的中心,但至少就顺初的情况来看,开封城市在当时已经显露明显的衰退之象。
它后来冠盖盛于世界的种种梦华,大部分都建立在其作为大顺这样一个世界帝国首都的行政地位之上。
所以顺朝的开封,与宋代的开封在城市文化上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它依旧是一座市民城市,可又更多是一座世界的帝都;它的市民文化依旧发达,但又增添了更多权威的色彩。
开封在中原,但它的市民却来自大顺这个世界帝国的每一块属地,所以人口的构成可谓空前复杂。
开封人认为自己是得天独厚的、绅士的、殷勤的、应该被赞颂,但是他们自己却跋扈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所幸顺朝的汉字通识教育十分成功,虽然一些海外属地的国民来到开封以后,不能流利地进行对话,但是笔谈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汉族的比例,即便是在顺朝版图最大的时期,也占到了差不多88%的样子。
可开封客观上来讲,还是一座相当多元的城市,因为许多少数民族的王公和精英阶层都移居这座城市,构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市民文化。
这座城市在高宗朝时拆毁了全部的古城墙,使得城市范围扩大了数倍以上。
黄河的治理工程是世祖李来亨的遗训,大顺对于淮河、黄河、海河三条河流的治理工作持之以恒,坚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算基本上完成根治。
在三河中,无疑黄河的治理工程花费人力物力最多。
毕竟黄河的存亡关系开封的危亡,一条河流、一座城市,命运相互缠绕,好在顺朝的执行力比两宋强得多,国家有足够的毅力彻底根治黄河水患。
哪怕要花费一百多年的时间。
考虑到开封的人口里,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世祖朝以后,才从大顺分布全世界的无数属地里迁徙来京的。
考虑开封的城区面积里,十分之九的部分也是在世祖朝以后才建设起来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座城市并不是两宋以来开封城的衍生,它虽然诞生在宋朝开封府的基础上,可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城市。
而且在城市的气质上,也更接近于长安那样世界之都的气质,而非是宋代开封的市民文化气质。
其实李来亨本人,因为开封城无险可守,又有黄河水患的威胁,一直是心之念念迁都想法的。
他一直以来,迁都的考虑,就是三个选择:迁都长安,迁都北京,或者再建一座新都。
开封之成为大顺,甚至是全世界的都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
如果当年李自成的北伐打下了北京城,而没有止步山西,那毫无疑问北京才会成为大顺的都城。
或者后年多尔衮的南下,如果冲进了河南,说不定顺朝就会迁都到后方的襄阳或武昌去了。
长安是大顺元勋们最青睐的地方,而且经过周祚鼎的治理,关中经济也实现了简直堪称跨越式的复苏发展,已有了作为首都的潜质。
世祖朝又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