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景云 大国股东

面对陈原道同志的劝说，殷鉴同志点点头，并没有在说什么，他刚刚来到北方局上任，情况还没有摸清楚，上来就指责临时中央常委、北方局书记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也很不合适，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这么做。

他只是本能得觉得中间有问题，但到底是哪一块有问题，他也不敢肯定，还是陈原道同志说得对，先等等看吧，有问题了，再劝一劝谷雨同志；他现在怕得反而是谷雨的做法没有问题，那问题反而就大了。

虽然都是中大出来的学生，但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殷鉴并不属于中大王明那帮子比较活跃的同志，他是湖北人，跟着黄容希同志一起读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搞过学生运动，后来被党选派到中大学习。

回国后正好遇到了党政的政治风波，四中全会之后他被提拔为沪中区委书记，但其后他却眼睁睁得看着带领自己走上革命队伍的黄容希同志等人不幸牺牲，内心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清楚。

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央发生的种种，对于党的高级干部而言，都是巨大的政治洗礼，谷雨被冲击得不轻，殷鉴同志自然也不例外。

殷鉴同志本能地察觉到党内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也说不清楚，既然不清楚，那就先等一等，在工作中慢慢寻找吧。

谷雨并不知道，不知不觉间，他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党内纷争，当然了，谷雨并不畏惧，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是有人不听话，那就霸王硬上弓。

他早就看穿了这个时代，想干干净净，根本不可能，他也早就有这个自觉了……

北方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北方局最重要的革命武装之一，抗日义勇军的建设从半公开状态，进入到公开状态。

按照李镜湖与汤玉麟达成的协议，李镜湖同志又去了一趟承德，要来了阜新县长的任命状，与此同时，他还想把三百只步枪和一万发子弹拿到手。

不过梁用臣不见兔子不撒鹰，他坚持李镜湖上任之后，才会发枪；但是李镜湖同样坚持现在必须发，没有枪，我们空着手打鬼子吗？

最后两人达成了协议，先给一半，剩下一半等义勇军到了朝阳，再由朝阳驻军发放。

此时，义勇军的招募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了正式的名义，民众纷纷出钱出力，李镜湖只用了十来天就基本完成了招募工作。

迅速招募了两百多骑兵，五百多名步兵，已经有了两百多只枪，另外还募捐到了上万大洋和其他各类物资无数，这也让同志们兴奋不已。

再加上这段时间北方局在沈阳和天津等地的积累，谷雨手里已经有了一笔钱，短时间内保证这么多人的运转问题不大；他还想再招一些人，不过被刘伯承同志劝住了，热河环境艰苦，想当兵的人很多，不缺兵，缺的是有经验的基层军官。

即便是刘伯承同志自己，还有陈赓同志，事实上也都好几年没有打仗了，仗不打，自然就生疏了，而且日本军人又是全新的对手，到底怎么打，也需要探索。

咱们北方局真正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太少了，加上短训班的同志，也就二十来人，这么点人，忙得不亦乐乎。

而在一路上，政治部薄一波等同志也会沿路发传单，用大喇叭喊，张贴告示等等手段宣扬抗日救国的道理，引得一路关注，一路指指点点。

相比于此时汤玉麟部糟糕的军纪，义勇军的纪律非常严明，绝不允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每到宿营休息了，也不允许他们随便乱串，而是由政治委员们给他们上课。

当然，政治委员等称呼只是党内的说法，谷雨用了一个新词叫宣传员，他现在的公开职务就是一纵总宣传员，下面设有多个宣传员，政治部也叫宣传部，下面有多名同志分别负责宣传、动员、组织、军法等部。

而一路上，不断有东北流亡过来的学生和进步青年，热河当地的进步青年要求参军，并吸纳进来，跟随随军军校一起行动；最大的一股是一位名叫李贺的教授带领的冯庸大学工学院的流亡师生，有男有女，二十多人整体加入了义勇军。

冯庸大学，顾名思义是一所私立大学，大学的创办者冯庸，是张学良的小兄弟，是奉系军阀冯麟阁之子。

张、冯两家是这些年东北最为显赫的两大家族。

两人的结交就是从张作霖和冯麟阁开始的。

后者究竟如何从上司变成属下，前者如何已经成了东北王却依然要受这位老大哥的窝囊气，屡次被挤兑却依旧笑脸相迎，这些背后的故事，构成了两家两代人的传奇。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两家的关系，就是打不断，理还乱。

无论后人如何评判两大家族，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两大家族的友谊，在张学良和冯庸这一辈得到了延续。

张学良和冯庸同年出生，冯庸只比张学良晚了4个月。

按照东北地方习俗，兄弟排名中，数字越小排名越靠前。

张学良和冯庸常以“五弟六哥”相称，令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