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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释出来，不过王明让监狱看守直接到党的秘密机关送信，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

因此，王明被营救出狱后，党中央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并将其调离中宣部及《红旗》报，分配到总工会，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而谷雨回到团中央，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写报告，把这段时间他每天做了什么，一五一十做了汇报；与此同时，容强也做了一些汇报。

不过两口子事先也商量过了，有些不靠谱的话不能乱说，结婚和幼稚园这两件事说清楚，应该就差不多了；至于预判日本可能侵略的事情，私下可以交流，没有真凭实据不能乱说。

两人的报告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到了四月初，谷雨就得到指示，让他前往中组部，上级领导要找他谈话。

所以谷雨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接头信息，再次来到了那栋中组部小楼，然后在当天晚上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幼稚园的事情，又把谷雨的岳父和张老爷子的情况仔细问了一遍，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谷雨同志，你帮了组织大忙了！”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去年八月著名的农民运动专家彭汉育同志因叛徒出卖，不幸牺牲，彭汉育同志牺牲后，还有一个孩子没有人照顾，所以周恩来同志悲痛欲绝的同时，就想利用上层社会的关系，借助社会名流、友好人士的威望和影响，建立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烈士遗孤的福利机构。

这件事周恩来同志交给了特科情报科的同志在办，但问题在于开办这样的福利机构需要资金，周恩来同志拨款五百大洋，但这点钱远远不够，即便特科的同志想到了从教友募捐，又变卖了祖母的一场，还是有些不够。

目前幼儿园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正好这个时候，谷雨的报告交上来了，周恩来同志自然非常感兴趣，谷雨的岳父是开明人士，他的远房伯伯还是苏州的大地主，先后创办了两所中学。

这样的开明人士来主办，那就太好不过了，至于大地主不接受党的同志，那也没什么，这些革命遗孤的安全非常重要。

所以周恩来同志就交代谷雨一定要做好工作，也要多去妻舅家看一看，争取早一天把幼稚园办起来，一定要尽快办好，谷雨欣然受命。

他和张老爷子的三月之期，差不多快到期了，中间谷雨回了几趟舅舅家，知道自己的岳父和张老爷子现在已经买好了房子，正在装修。

按照一个班三十多个孩子来办，未来根据需要还可以办得更大一些。

坦率说，谷雨不希望这样的幼稚园办得太大，但他现在担心的反而是幼稚园可能办得不够大。

说完了这件事，周恩来同志又开始和谷雨谈话，问起他对党各项工作的看法，谷雨都有所准备，听完之后，周恩来同志微微皱起了眉头，他发现谷雨说得这些东西，怎么跟王明在《红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怎么那么接近呀！

周恩来同志猜得没错，谷雨今天的思想汇报，就是围绕着王明近段时间发表在《红旗》和《劳动》上的那些文章展开的。

这段时间，王明一口气发表了十九篇文章，积极追随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甚至比李立三说的还要过头，因此他很快又赢回了李立三同志的欢心，又被调回了华宣部谷雨作为王明的追随者，现在同样也需要激进，不过谷雨现在很清楚饭可以多吃，话不可以多说，文章更不能乱写，所以不管王明怎么批评他，他就是找理由不写文章，即便是对上级的汇报，也小心翼翼。

尤其是向周恩来同志的汇报，绝对需要小心，这位同志的记忆力实在太好了，七十年代还能记住二三十年代的往事，他不小心那是自取灭亡。

事实上上一次他对何书记的那番话，他已经相当后悔，不过谷雨运气很好，何书记和谷雨谈话没有多久，就被调到了南方局，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上海，这也让他长出了一口气。

面对谷雨的这番汇报，周恩来同志多多少少有些反感，倒不是对谷雨本人，年轻干部思想激进，恨不得革命立刻成功也不奇怪，他也是这么过来的；他真正反感的王明，王明的文章动辄就摆理论家的架子，口气非常大，除了李立三同志以外，其他几位常委心里都有些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倒是小事，关键是内容，王明的吹捧意图相当明显，不管他多么稚嫩，他的理论功底摆在那里，说他是党的理论家一点都不奇怪，这也助长了李立三同志骄狂的心理。

这段时间，随着又一次军阀大战的临近，整个中国战云密布，所以李立三同志就变得更加激进了，他非常主观的认为革命的高潮就要来了，党完全可以在一省或者几个省实现胜利。

对于李立三同志骄狂的心理，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自然不能接受，他每天都可以看到白区和苏区的汇报，情况并不是非常乐观，也不知道李立三到底是犯了什么混，他就是不愿意听。

所以周恩来就有想法，让谷雨这个同样接受过完整理论培训的同志，写几篇文章反驳一下，之所以想起了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