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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来到苏俄不久,正在苦学俄语的张学道异常活跃,在提问时,他坚决得站在钢铁同志一边,猛烈抨击托洛茨基,即便是两人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都缺乏深入的了解,只会僵化的搬用理论,张学道仍然无比坚决得站在钢铁同志一边。
而大革命失败之后,有了一定俄文底子之后的张学道竟然公开在中大贴出了大字报,抨击托洛茨基和支持托洛茨基的中大校长,认为正是他们的错误指导造成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挫折,而在其后不久,当时那个不修边幅的波兰人校长就永远得消失在校园当中。
除了坚决站在钢铁同志一边,张学道还非常认真的学习钢铁同志的讲话精神,将他的所有讲话都抄录下来,想尽办法背诵下来,凡是需要辩论了,他都会用钢铁同志的讲话精神作为自己的指导纲领,看起来他是钢铁同志的坚定拥护者。
另外张学道还十分坚决得向中大副校长和后来的校长米夫靠拢,即便这位二十多岁的校长很不得人心,当然了张学道并没有他的老乡,另外一位同学王明那么受米夫的器重,所以在米夫率领联共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出席五大时,带得只是王明,而不是张学道,当然这也跟张学道太年轻有关系。
而在1927年夏天的浙江同学会事件当中,平时除了对钢铁同志异常尊重以外,寡言慎行的张学道虽然站在了老乡一边,认为确实存在浙江同学会事件,但关于这些同学应该如何处理,张学道比较宽厚,认为都是自己的同志,批评教育即可,没有必要开除学籍。
因此张学道被王明责骂了一顿,指责他根本不懂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只不过考虑到他不到二十岁,又是老乡,平时对他也很尊重,王明也只是骂骂而已,并没有给他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
而到了1928年,中国**六中全会召开时,年满二十岁、俄语功底好的张学道转正为**党员,同时被抽调到六大筹备组工作,负责材料翻译等工作。
开会时,张学道才知道,他们翻译的材料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依据国际和钢铁同志的指示,拟定的六大决议和文件,也就是说,他竟然比当时党的核心层还先看到六大文件,自此之后,张学道对钢铁同志的追捧就更加厉害了。
六届一中全会后,中大增办了一个特别班,轮训党内高级干部,张学道主动请求成为这个班的翻译,张学道对当时来到莫斯科的老同志非常尊重,在生活上帮了他们很多的忙,翻译之余,他还每天向他们打听国内的情况,增加自己的见识。
而到了1929年三月,老乡王明带着米夫改造中国**的厚望回国,二十一岁的张学道也被要求一起回国,于是乎,张学道只好含泪告别了自己的师兄王嘉祥,和这位老乡一起回国。
一路上两人享受的是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国中央局委员的待遇,坐得是头等车厢,两个一个小包间,而在海参崴换轮船时,两人坐得都是二等舱。
对于这样的特殊待遇,张学道一路上都十分不安,几次主动向苏俄工作人员要求调换到次一等的位置,不过都被拒绝了。
王明则是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他踌躇满志得安慰张学道,“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国际东方部派我们回去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这样的待遇不是应该得吗?
你又有什么好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