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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任命了高鹏振之后，自然要和杨靖宇同志好好解释一下，不过这位革命意志很坚定的同志笑着说道，“谷雨同志，我正好和高团长好好学一学怎么打仗！”

谷雨点点头，“这是一位天分很好的将领，我们一定要改造好他，让他成为党的骨干，要借着战争的任何间隙，和他好好谈心，了解他的想法，打消他的顾虑！”

杨靖宇同志敬了一个礼，“是！”

谷雨还礼，然后两人分开，开始分头安排起来，就在谷雨布置反围剿的众多工作之际，谷雨最为在意的陕西革命取得了重大效果。

十一月中旬，北方局调整领导班子，李兴唐同志被任命为陕西省委书记，到了十二月，才从天津来到陕西，与杜衡交接之后，立刻按照谷雨的指示，辗转来到了陕甘边，见到了会师之后，改名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陕北游击部队。

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是谢德元，副总指挥是刘景丹，同盟军党委会，谢德元为党委会书记，刘景丹等同志为党委会委员。

同盟军下设第一、第二两个支队，陕北商贩队和原晋西游击队共300多人，编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

陕甘边界游击队400多人，编为第二支队，刘景丹兼支队长。

换句话说，两只游击部队加起来有七百多人，这是一股相当不小的力量，但新任省委书记李兴唐到达陕甘边之后，立刻发现问题比他想象得要复杂得多。

陕北游击部队的前身是在山西西北部活动的晋西游击队，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活动不下去，开始转战晋陕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谢德元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刘景丹同志也在南梁一带联系一些民间武装，并将这些人和之前归依晋西游击队的杨琪、师储杰土客武装一起改造成为党的武装力量。

谢德元提出，以南梁地区为根据地，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原晋西游击队的同志大多赞成谢德元的主张，但刘景丹却不赞成。

刘景丹认为，眼下游击队力量略小，如果打出红旗，正式成立红军游击队，目标大了，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不易立足，他主张还是继续在军阀陈圭璋那里挂个名义，等部队扩大后再打出红旗。

刘景丹这里固然有出于现实困难的考虑，但还是之前搞兵运的思路。

省委交通员高岗在会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省委要求迅速打出红旗，建立红军游击队。

但由于刘景丹的坚持，最后队委会决定，先按省委要求先整顿部队，改造土客武装，同时派高岗去省委汇报请示工作。

会后队伍开到新堡正式开始整顿。

这时的整顿主要是围绕晋西游击队进入陕西后陆续收编的杨琪、杨鼎、师储杰土客武装进行，刘景丹则负责组织号召南梁当地民间武装。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杨琪等部的整顿基本达成，但刘景丹因为不同意立即打红旗，主张接受军阀陈圭璋收编，对改造土匪武装也不积极，由刘景丹领导整顿的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等部武装的整顿工作进展始终不大。

刘景丹召集来的队伍原本就是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组合而成，纪律很坏，四处拉票子抢劫，强奸妇女。

就在这时，陈圭璋派出他的副旅长刘宝堂和副官史方成到队伍里大肆活动，企图瓦解收编这些土客武装。

他们大搞开香堂、拜把子等一套把戏，把刘景丹的表弟赵二娃部队中的哥老会和其他部队中哥老会勾结串联在一起，活动十分猖獗。

因为当时这些封建会道门和哥老会分子，多年从事土匪活动，常年不敢回家，热切盼望接受收编，早日回家，而陈圭璋更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三面逼近游击队，准备以哥老会分子为内应，里应外合，将游击队武装缴械。

当时游击队里流言四起，说什么要将游击队武装收编为一个旅，谢德元为旅长，刘景丹为副旅长，下面团营连长谁谁谁等，这些流言搞得部队人心惶惶，十分紧张。

面对这种危急情势，谢德元决定将队伍撤离新堡，摆脱不利局面。

这时周济等同志在乔山开展活动，又发展起一支步骑一百人的队伍，谢德元紧急调周济率队回到新堡，壮大了我军力量，同时省委新派的政委李杰夫和荣子卿也一同来到部队。

省委坚持部队立即向南转移到甘肃宁县等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因为刘景丹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整顿，部队纪律太坏，不便打出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决定暂时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以同盟军的名义活动，扩大影响。

在游击队离开新堡向甘肃柴桥子进发时，赵二娃留恋陈圭璋的收编，不愿意开走，刘景丹向谢德元反映这个情况，谢德元果断说：

“非开走不可！”

并命令一个大队监视赵二娃，如果不开走，就强行收枪。

当时赵二娃部不到一百人，枪支也不多，多是大刀长矛之类武器，这才被迫出发南下。

西北抗日同盟军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