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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同志是最早一批党员，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党内著名的农民革命家，本身又是中央执行委员，北方局组织部长、巡视员，他一点头，刘荣福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也只能同意。

而华平同志这时候，几乎是悄悄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位负责兵运的军委书记，虽然是老资格的党员，虽然在莫斯科东大学习过，虽然在中央军委工作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现在这种时刻处在白色恐怖当中，整天东躲西藏的日子，他已经有些厌倦了。

如果能够乘机离开北平，下乡躲一段时间，等局势稳定下来，再返回北平，也是好事，还是偏僻的地方更安全一些……

三人组同意之后，这件事就定了下来，然后彭国正就开始和这几位同志商量哪些同志需要转移，要说起来北平这边问题要少一些，也是运气，一月份河北省委班子重建之后，就和非委那帮人不断争斗。

党内不团结的结果就是大家一起玩完，目前的天津市地下党的工作非常艰难，除了一些基层干部，可能没事以外，其他的同志基本完蛋，要不是天津问题这么严重，省委也不会搬到北平。

但也正是如此，被捕的那些同志基本上都在天津，对北平不是太熟悉，所以北平这边需要转移的人，不是很多，主要是中高级干部。

彭国正长出了一口气，现在的形势比想象得要好不少，原来他都做好了北平也被一锅端的准备，毕竟国民党的宪兵第三团就在北平。

不过这个时候刘荣福同志比较委婉得说话了，北平的情况不是很严重，还是可以继续斗争的，谷书记基于同志们的安全考虑，我们可以理解，但他毕竟刚刚过来，换句话说，可能不了解情况。

不过刘荣福刚刚说完，华平就摇头反对，当然华平也有足够的理由，现在确实是搞兵运的大好时机，尤其是山西，我们的兵运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驻平定地区西北军一部正在准备起义，别人他不清楚，他这个军委书记去山西很有必要。

事实上，刘荣福和华平的分歧还有工作上的原因，刘荣福负责工运这一块，他必须留在城市发展，他下乡都不知道干什么，情况也不是很熟悉。

看到两人有些分歧，彭国正连忙告诉他们，中央对北方局有明确的指示，现在北方工作重中之重就是乘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尽快组建北方红军，并建立北方苏维埃政权。

过来前，谷雨交代的非常清楚，不管北平这边有没有被破坏，中高级干部必须全部转移。

安全的考虑只是一方面，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干革命哪有怕死的；还有一点就是河北省委这段时间内斗太厉害了，天津那边因为内斗彻底完蛋了，那么北平这边呢？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党内路线斗争和宗派斗争搞在一起，一时半会也分不清楚谁是谁非，要是继续扯皮，搞不好又要捅出大篓子。

干脆把中高级干部全部赶到外地去，然后--在工作中鉴定，这比盲目的批斗哪一位同志要好得多；再加上谷彭两人也需要乘机把革命的焦点放在兵运和农运上，高级干部下放，自然就会带动一大批干部跟着下放，这样就顺利得达到了目的。

当然了，理由也是现成的，就是华平所说的山西兵运。

这件事要从去年说起，中原大战之后，常凯申和张学良这对结拜兄弟获得了胜利，常凯申控制了中原地区，而张学良控制了平津和河北一带。

但是战后失败的一方阎老西和冯玉祥日子就不太好过了，阎锡山被老常逼到了大连，获得了日本人的保护，连老家都回不去；冯玉祥更惨，成了光杆司令，手下的西北军四分五裂，彻底变成了没娘养的孩子。

战后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改编，躲在了山西东南部，这就是后来的29军宋哲元部，张学良就给了五十万元，然后就撒手不管了。

29军在阎锡山的老根据地寄人篱下，自然是吃不饱，穿不暖，惨不忍睹；除了29军以外，还有东陵大盗孙殿英部，以及高桂滋部，在加上老西自己的部队，此时的山西有几十万各路军阀部队。

（这里说一句，有一位哥们说乘着中原大战，在山西发展出几万红军，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西北军的战斗力有目共睹，即便晋军差一点，但晋北也有傅作义这样的一代名将。

发展初期的红军绝对抗不过十几万丧家之犬对地盘的渴望，所以三十年代初的山西河北闹红色革命，难度相当大，红24军一千多人，之所以失败，除了起义初期立足未稳，搞得声势太大，自身比较幼稚以外，在山西待不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敌人比想象得要强大的多。

去年北方局盲目追随李立三路线，搞大规模的暴动，虽然捅了不少篓子，但也有不少成果，比如北方局的兵运工作相当出色。

尤其是对西北军的渗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比如对高桂滋部，山西地下党就控制了将近一个团的力量；又比如冯玉祥最后那么一股力量汾阳军校，也被山西地下党渗透，甚至已经基本完成了控制，另外通过工运，我党也在山西的煤